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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小学无知爱贪玩，无亲无助十分难
1、母亲怀着希望送我上小学，我却贪玩不用功。
为了使我懂事、成人，我10岁的那一年，也就是1950年春天吧，母亲给我买了个帽垫子，让我戴上，还给我做了件小棉袄，让我穿上，怀着一种期望的心，把我打扮的像个小地主一样，送我去上小学。穿的像小地主了，可我左看看，右看看，怎么也觉得不自在，我不想穿，我母亲瞪了我一眼，说：“叫你像富人家的孩子一样去上学呢，你怎么不听话呀？不是咱也要长出息吗？”。可见，我母亲认为富人家就是有出息。看到母亲生气了，我就再没说什么，母亲领着我就去上学了。母亲是一个在哪一方面都不肯落后的人，在叫我上小学的同时，还伴随着扫盲运动让我姐姐上识字班和夜校，母亲偶而在百忙中也抽空去识字班学习，所以，大路边上的字母亲也认识几个。
那时候的小学，由于刚刚解放，学校很不正规，破房土台、光线昏暗、自带板凳，从一年级到四年级只有一个老师教课，一会教语文，一会教算术，一会教这个年级，一会教那个年级，学生的年龄相差很大。那时候的老师没有工资，只是混口饭吃，由学生家轮流管饭。我没上小学的时候，也曾对学校感过兴趣，有时也到学校的窗外听课、听唱歌，现在我还记得那首歌，是我坐在小学的教室窗户外学会的，歌词是：“春天来了，万物都发青啊，咱们庄户人啊，家家忙春耕啊，机枪扫，炸弹轰，保卫那大春耕啊……”。可让我进了学校后，还是玩心不退，有时偷着到湾里洗澡、捞鱼。有一天中午，我们洗澡回来，老师藏在学校的大门后面，每进一个学生，老师就给他一巴掌，我进去的时候，老师打了我一巴掌，并说：“你这个孬学生”。我那时候很笨，笨的有点傻，又爱傻玩，上学后学习成绩很不好，尽管语文课很简单，记得第一课是“大、小”，第二课是“羊”，到第三课的时候才是“大羊、小羊”……，一直到一个月后，才学会了“大羊大，小羊小，大羊小羊山上跑，跑上跑下吃青草”。但就这么简单的语文课，到三年级的时候我就跟不上班了。仲谋叔这个时候家里已经遭了难，扫地出门，分他家的东西，已搞的饥寒交迫，我朦朦胧胧的知道一些现象，但不知道是什么，为什么，只是看到他家里已经让别人拾掇的过不下去了。但我二奶奶依然的咬紧牙关送仲谋叔和我同时上小学。也不知道为什么，仲谋叔个子不高，老师却让他坐在教室的最后排，光线很暗，老师的儿子坐在最前排，还欺负他，仲谋叔就从桌子底下爬到前排还击。仲谋叔很努力，整天书本不离手，什么书也看，仲谋叔说：“有一次，他一个人在庄北看打谷场，躺在高高的窝棚里，外面绵绵细雨淅淅沥沥下个不停，周围一片碧绿，美极了，静极了，是读书的好时机，打开程海老爷弄来的古装【西游记】，从早上一直看到晚上……，真是惬意极了，简真是神仙过的日子……，生来还没有这么高兴过呢。他把读书当幸福，当最高的享受。我羡慕他是“天才”，羡慕他的家是“才子家门”，却对他的勤奋视而不见。从幼小就经受如此“得天独厚”的天赐的残酷锻炼的他，很给我二奶奶争气，上学真的表现出了特有的“天赋”，他连续跳级。那时候的完小设在齐家官庄，是第一年招生，学校让我们三年级的学生也去参加考试。学校很破烂，学生们还为学校编了一首歌，歌词是：“齐家官庄，两头翘，当中间里出了个破学校，学校里，学校外，学校里头那坷垃蛋儿……”。记得考试的前一天夜里，大家都睡在一个大房间里，睡着，睡着，突然，有一个同学喊道：“鬼来了，鬼来了……”，把大家吓的一下子摞了起来，有的同学整夜没睡好。考试的那一天，记得有一道题是“泰山和崂山那一个高”，这时，我把“崂”认为是“涝”了，所以，我认为离太阳近时下的雨就大了，山上就涝了，应该涝山高，所以我就选崂山最高，所以我就答错了，我就没有考上完小。然而我的仲谋叔却以高分考入了齐家官庄完小，半年后，又考入了鲁十完小，1954年又以全县第九名的成绩考入县唯一的一所中学，1957年又顺利的考入了行署二中高中部，连跳三级。然而我升四年级时，连四年级也没升上，太不给母亲争气了。但母亲没有责怪我，继续咬牙让我读书，此时，可能是我父亲因为已经离了婚的缘故，所以我父亲也来信，表示不同意我再上学了。但是，母亲不听父亲那一套，就是坚决让我上学。
2、勤劳吃苦的母亲。
地多了，活干不过来，所有的农活落在母亲一人的肩上，母亲又是裹了脚的，而且脚又小，在那东北岭泥泞地里杀高粱的景象，深一脚、浅一脚，至今我还记忆尤新。由于东北岭属于黄钢板子土岭，这种土质，天旱了，地像钢板一样，耕不动，也刨不动，又打不出井来，只能靠天吃饭。地涝了，太阳一晒，水就冒泡泡。在这块地里，不是种地瓜，就是种高粱，种谷子和麦子就不长，但母亲还是拼命的去种它，争取收成。靠村近的地块，一般都是夜以继日的干，白天干不完，就趁着月亮地去干，时间长了，母亲对那一天月亮什么时间出来都背的一清二楚，如什么“二十二三，月出正南”……。夜间干的困了，就在坡里打个盹，一会又干……。
3、没有男老人的女老人很难。
没有男老人的女老人很难，干活是一个方面，照顾孩子又是一个方面，照顾老人还是一个方面，吃点苦算什么，可还要受人欺负。记得有一年打麥场的时候，吃完了晚饭，趁着月亮地我们去打场，结果遇到了贼。那个贼藏在麦场西北角一颗大蔴的后边，当我们走近时，他轰的一下跑了出来，把我们吓了一大跳。我们很害怕，于是，我们又拿着鱼叉，一方面准备和贼拼搏，一方面我们又连夜把麦子扛到家里。扛完麦子后，母亲语重心长的说：“这可真是贼欺王八悪啊！”。
4、离婚家庭的女老人特别难。
母亲在家里没有依靠，不仅什么事都要用人、求人，辛劳仅是一个方面，还有说不清楚的一面。记得有一次房子漏雨了，让我村南的大老爷给修房子，晚上，我村南的大老爷喝了酒不走了，为了赶走他，母亲扭我的大腿，我懂的母亲的用意：“寡妇门前是非多啊！”，所以，我就使劲的哭，直到把他赶走。
5、母亲积极加入互助组。
从51年初，松散型的“互助组”在全国就已经开始了，就是相邻的几户组织起来，合伙耕种。51年9月20日，毛主席倡议召开了“全国农业生产合作会议”，做出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农村的“互助组”迅速发展。母亲很愿意接受新鲜事物，总是紧跟形势，这个时候上级派来了勤览女同志，就住在我家的东屋里。一听说要搞“互助组”，母亲就第一个报了名，并把家里的所有农具全交给“互助组”管理，由“互助组”统一调配使用。入了“互助组”后，我家的地耕、种、收都由互助组里的男人去做，我母亲在家做饭，送饭，晚上让他们喝酒，这样，母亲的劳动量就轻了，我和姐姐就帮他们拔草、浇地、看沟子，尽量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活，但是田间管理、收割、打场还是各户自己干。勤览同志一般白天出去和农民一起劳动，晚上还要串门做工作，她的男朋友有时也来，如果她的男朋友来了，白天上午一般就不起床了，有时母亲还看不惯，就开玩笑的喊：“还不起床吗？冻住了吗？”。这说明，母亲也是一个性格开朗的人，爱开玩笑的人。
6、母亲争强上进，但也因此而受了难。
在１９５３年冬至１９５４年春，遇到了搞“统购统销”，上级还派了里攀援、郝归素同志进驻我村，里攀援同志住在汪更运家里，郝归素女同志住在我们家的东屋里，专门抓这一工作。“统购统销”就是粮、油、猪由政府“统购统销”。“统购统销”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让大家把多余的粮食都卖给国家。什么是多余的粮食？谁也没有界定，只是让大家报数。因我家地多，庄稼收成又好，所以粮食多大家也都知道。“统购统销”时，每天晚上都要在我二老爷家里开会，先让自己报数。开始我母亲先报了100斤，这在当时已经是很多的了，结果人家说：“你还有”，母亲再报了50斤，结果人家还是说：“你还有……”，一直到全部卖光，导致家中生活十分困难，已经没有粮食吃。其他人家是否也卖的没有粮食吃了，这我不知道，但春天时，不少人家都是主要扒树皮吃，我们家土场里的那棵榆树皮全部被扒光了。为了活命，母亲说：“去找你爷吧，你爷会让你们活命的”。于是，我和我姐姐拿着卖粮食的钱去上海找我父亲，但带的钱只能坐火车到无锡，在朋友的带领下把我们送到了无锡军人招待所，在无锡军人招待所的生活很好，特别是吃肉和笋、大米，真是太好吃了，同时，也使我第一次看到了剩下的馒头、米饭、肉菜大量的倒入污水缸内的生活，我第一次看到了外边的生活与家人生活的反差，那个心情真不知道是啥味道，既羡慕和向往，又有点为穷人抱不平，自然也引起了我走出来的一丝念头。我们在无锡军人招待所住了3天，父亲夜间去接我和姐姐，带我们连夜回到了上海。
7、第一次到上海。
父亲带我们到了上海后，住在一个离卢湾区法院不远的地方。这时，我父亲任卢湾区法院院长，工作很忙碌，很少和我接触。记得这个时候家里除了父亲、妈妈以外，还有老娘、小姨、海小妹，海小妹已经三岁。能照顾我和姐姐的主要是老娘。和海小妹虽不是一个娘生的，但姐姐很爱护海小妹。有一天，小姨把海小妹打的鼻口出血，我姐姐很不高兴，差点和小姨打了架。对家里的事我从不过问，我还是傻玩，一般我白天就到法院的院子里去玩。记得在法院的院子里有一颗大桑树，树上结了许多桑葚子，我爬到树上摘桑葚子吃，引来了许多上海小朋友来要桑葚子吃。小朋友多了，我更显示我的能耐，还专门爬到最高处去摘桑葚子，惹得树下的小朋友直喊着要桑葚子吃。此时，我感到城市里的小孩连爬树都不会，实在是太笨了。街上的花红柳绿也很好看，但我门都不去。
8、我走出农村的第一步。
我们在上海住了４０天，麥收前，我们就回了家，麦收后，母亲又送我去上小学。由于我没考上四年级，所以，我母亲便把东林的两棵柏树都杀了，找木工打成了一张学生课桌，由于是柏木做的，所以桌面上有许多坑坑凹凹，让我自带课桌插班去上四年级。然而，这时我仲谋叔已经上完小了。由于父亲一再不支持我继续上学，但更激起了母亲让我上学的决心，母亲对我讲：“不要管大人的事，你只管上学，要长志气，给我争口气”。于是，我终于在曲折的岁月中于五四年考上了鲁十完小，这是我能走出农村的第一步。这时，我仲谋叔已经上初中了，回家的时候，常给我讲中学趣事，比如：大家尊敬的、博学的周老师在【动物学】课上，本来是说：“叫张良起来，答一答狼的构造”，却说成了“叫一个狼啊，起来答一答张良的构造”，逗的同学们哄堂大笑。如果没有母亲的执着，或者是执拗，没有母亲的决心，我肯定是在家里种地，当然种地也没有什么不好，但至少不是我今天所说的“路”。
第四章
母亲用心苦指点，催我坚持读六年
1、砸锅卖铁，也要读完小。
1954年，我考上了鲁十完小。“砸锅卖铁，也要读完小”，这是母亲对我说的一句话，也是母亲的良苦决心。由于父亲对我再上学不支持，自然就没有钱支学习的费用，刚考上完小的时候，我看到家里很困难，我就说：“既然父亲不支持我上学，那就不上了吧，在家劳动还能帮助母亲干活呢！”，母亲没等我说完就打了我两拳，说：“家里不需要你，困难不用你管”。后来，也不知道母亲怎么弄来了10块钱，摊好了煎饼，撵我去鲁十完小上学。在鲁十完小上了两年，父亲很少管我上学，但也偶尔寄点钱来补贴一下。在完小的时候，由于我也懂得了些道理，所以，总起来说，我学习还是用功的，每星期回家一次，从家里背煎饼、拿咸菜，也懂得了母亲的辛劳、苦心和艰难。为了上学花钱，母亲养了一群鸡，还喂了猪，有时还喂母猪，除了靠养鸡卖鸡蛋，就是靠养猪卖猪或卖母猪生下的小猪子，再就是糶粮食、变卖家里的东西，想尽一切办法给我凑足学费，实际上到我完小毕业的时候，家里已无什么可变卖的了。因为我已经懂得母亲的苦心，所以，尽管我很笨，基础又差，但此时的我已经懂得努力，使我的学习处在了中上游。与此同时，母亲还咬紧牙关让我姐姐上了卫校，学习中医。
2、苦读完小。
为了给母亲减轻负担，在生活上我也很吃苦。那个时侯，一年中，就是从家里拿煎饼、炒咸菜，甚至于吃煳盐，吃芝蔴盐，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有肉吃，有豆腐吃。从1955年3月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三定”，就是对“粮食实行定产、定购、定销”，一户一个购粮本，按计划供应粮食，买粮要交粮票，还要填写购粮证，大家都要计划用粮，要有定量，男学生定量32斤，女学生定量28斤，据说，机关干部定量也是28斤。有一段时间大家还在辩论“360够不够”，就是定量为每人一年360斤粮食，有的人说是够吃的，有的人说是不够吃的，大家在辩论。由于母亲省给我吃，我没饿着，所以我不参加这些说不清楚的辩论，也不关心这些事。但在这个时期，我很注意节约，真是不敢浪费一粒粮食，不敢乱花一分钱，就是掉到地上一个煎饼噶渣子，也要用手指蘸起来再吃掉，除了正常的学杂费以外，一个月花不了两元钱，母亲也省吃俭用，多吃点粗的，省给我吃，生怕影响我身体的生长。
曾记得，1955年，母亲喂了一头猪，过春节的时候杀了，母亲说：“辛苦了一年了，你也快完小毕业了，咱也得好好的过个年”，所以，家里便留了一大片子猪肉，还有猪下水，我们过了个富足之年，自己还出了锅豆腐，喝着豆腐脑，那个幸福啊！在我的记忆里那是第一次让我好好的过了一个年。
3、不背作文，反而得了高分。
在鲁十完小上了二年，由于我肯努力，再加上考初中的时候，迂到了一个偶然的事件，这个事件是：升初中时考学的作文题是“我的志愿”，56年夏在完小毕业时，由学明同学作了一篇“我的志愿”，老师认为很好，便作为典型文章，让大家都背过。所以考初中的时候，不少同学都背上了，结果凡是照背的，都得了零分。由于我不喜欢背，我就没有背过，只好自己作，还得了高分，所以，我就于1956年考上了初中。由于这件事件的发生，使得那年鲁十完小考上的学生很少，是鲁十完小建校以来考的最差的一年。
4、母亲积极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
56年6月，党中央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指出“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具体提出了互助组到合作社、再到高级社的过度”。于是，在我们村里也成立了“农业生产合作社”，我母亲也积极的加入了“合作社”，把家里所有的生产工具，全部交给了“合作社”，开始了挣工分吃饭的生活，劳动由生产队统一组织，这样，我母亲再也不用为种地而操心了。
第五章
初中方醒我处境，用心苦读名靠前
1、孤独的初中生活。
56年我考入了县一中，进了县一中后，我被分在五级一班，在这个班里只有我自己是鲁十完小来的，所以没有熟悉的同学。由于我的性格孤僻，又是刚进一中，也没有人理我，所以，我只有好好学习。上课时精力集中，当时我的物理课、数学课、语文课都很好，语文课老师讲完课我就能背过，物理课讲完半小时我就把作业作完，但我的外语和化学不好。我和班长一桌，有一次上晚自习时，做物理作业，有一道题班长不会做，就问我怎么做？我说：“这么简单的题你还不会做”？我没有从正面给他回答，于是我便赚了个骄傲自满的缺点。初中时期，我很少与别人说话，只有五个要好的同学经常在一起，玩、打球、跑步、说说心里话，在生活上互相帮助，我们这五个人，都不是班里的干部，从不谈论别人的事，也不谈论班集体的事，就叫做“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吧”。但每个人的学习都不差，都在班里的中上游，所以，其他人就说我们搞“小集团”。“小集团”在当时是被批判的一种政治术语，再进一步就要批判成反党或右倾了……。在这段学习期间，父亲断断续续的寄钱供给我上学，加上我从家里背煎饼、拿咸菜、省吃俭用，假期和星期天回家割草送到大队还能挣点工分，所以生活上没受多大难为。我仲谋叔，在署假里，也是到生产队铲地、施肥、锄草、收割庄稼、看场，为修水利出伕……，为的是挣工分；还割草卖给生产队收草的人。这都是为了生存和完成中学阶段的学习。我还有一个名字，叫新华，是我父亲给我起的，考上中学了，我二老爷说：“新华（心滑）了还能学习吗？，不如改成“振山”吧”，也有的给我改成叫“新一”，在村里给母亲分东西，记工分，都是用的“新一”这个名字，直到目前，村里人还有的认为我的名字叫“新一”。因为在我们这一辈人中，我是老大，所以后来的弟兄们都是“新”字辈，但是在外面我的名却改成“振山”了。我改名的事父亲并不知道，所以，父亲给我寄钱时，仍用“新华”这个名子。收到寄钱的信，学校看大门的人总是把收信人的名字写在黑板上，挂在大门一侧的墙上，所以，同学们都知道我有两个名字，这便成了57年反右时被批判的把柄。初中的时候，学校经常组织参加劳动，有一次去锄高粱，同学们扛着锄，戴着草帽，排着队，走在大街上，晒得汗流满面，我说：“天怎么这么闷热啊，待下雨啊！”。这句话，在老百姓中是常说的一句气象谚语，这就是俗话说的“闷极生雨”。但此话也成了57年反右时批判的一个内容。与此完全类似，仲谋叔在行署二中下乡劳动时，安排住在农民的一间房里，窗户很小，自然光线不足，仲谋叔刚迈进房门时，不经意的说了一句“怎么这么黑啊？”，就这么一句话，便遭到了班主任何老师的严厉训斥，竟一口气扣上了“厌恶贫农，厌恶农村，厌恶劳动，厌恶劳动人民，政治思想很落后……”一大串的、八杆子打不着的、毫不相干的政治大帽子，并遭到了无端的批判。
由于仲谋叔的家庭是革命的、但又是复杂的家庭政治背景，以及离婚事件和本村姓氏族群的对立，仲谋叔莫名其妙的成了一个无辜的受害者。村里的一些不怀好意的傢伙一直想尽恶毒的办法加害於仲谋叔。其中的一个例子：与仲谋叔关系较好的同乡同学，不知找谁弄了一个假转学证明，到县一中上学了。此事本来与仲谋叔无任何关系，实际上仲谋叔也一无所知。但被嫉恶如仇者制造了一个加害仲谋叔的绝好时机。事发之后，两个‘大村干’把仲谋叔关在一间小房子里，进行严厉训斥、恫吓、逼供、拷问，对仲谋叔残酷地折磨了一天，要仲谋叔交出什么私刻的“印章”。并威胁要写信给学校，要学校开除仲谋叔的学籍。仲谋叔七岁就已经领教过这邦傢伙的毫无人性的残酷迫害，他们的这一套并不新鲜，已经长大的仲谋叔更不会被吓倒！还是苍天有眼，使他们的毒辣阴谋没能得呈！……。事实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据我几十年后的调查，对于仲谋叔说的这个同乡同学，实际上学习不错，他也考上了行署二中，入取通知书只限他三天报到，但不巧的是，报到的那一天，下了大雨，河里发了大水，路途又有100里路的遥远，沿途条条河都是发大水，所以，没有按期报到。当时学校有规定，不按时报到的，就立即除名，不管什么原因。由于这个同乡同学没有按时报到，所以就被学校除名了。老天可真会捉弄人，一个优秀学子就这样给断送了。这个同乡同学实在不甘心，为了能上学，他就想出了一个怪招，找本村的老私塾先生用萝卜刻了个从行署二中转入县一中的转学证明，并盖上了私刻的公章，就到县一中上学了，后来他又考入了行署农校。到了行署农校后，不知什么原因，他非要和刚结婚不久的妻子离婚，被他小舅子向学校告了，而且连私刻公章转学的事一块揭发了，所以，他便被学校开除了。事后，村里的干部便对私刻公章的事进行了调查，估计就是这个时候，村里的干部也对仲谋叔进行了调查，最后，终于确定了公章是老私塾先生用萝卜刻的，于是村干部对老私塾先生进行了批斗，在批斗会上，老私塾先生如实地交代了私刻公章的全部过程。
事实上，在那个时代，不管在哪个村，‘村干’对学生告黑状、写黑信的事屡见不鲜。仲谋叔说：他高中的一个同学，是团支部书记，名叫杨丞，是一个全面的优秀人才，就是因为‘村干’写黑信、告黑状被撤职、开除团籍、记大过，差一点开除学籍。这些事件记入个人档案，在那个“阶级斗争”的年代里，后果是可想而知的。
2、一次批判会。
57年5月，全国、全党大搞整风运动，号召人民给党的工作提意见，结果不少人提了过头意见，如：“反对一党专政”、提议“轮流执政”、“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等等，还有一些牢骚文章，如“又要马儿快快跑，又要马儿不吃草”，这些口号和言论在当时被定为是“右派言论”。57年6月8日，党中央发出了“反右斗争的指示”，人民日报刊登了“工人阶级说话了”的社论，于是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反右斗争”的运动，到处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称作“四大”。在县一中校园的墙上也贴满了反右派的大字报。曾记得，我的化学老师成了主攻对象，但我的化学老师很不服气，也贴出了一篇针对给他贴的大字报的反击的大字报，题目是：“又是一支毒箭”，至今还在我的脑海里荡漾，引起了我对化学老师的同情。不知道为什么，对于落难的人，我总是感到心心相印。这种气氛，难免不影响到学生，不同的看法也是很自然的。可能是在这种形势的后期，57年秋天的一个下午，我正在球场里打篮球，有一个同学叫我回教室开会，我就回去了。进了教室一看，桌子摆了一圈，在中间只有一把椅子，他们叫我坐在中间的椅子上。我不知道要做什么，也没有害怕，我就坐下了。人都到齐了，班长可量同学宣布开会，团支部书记景林同学首先发言，说：“振山同学，有三个错误，一是别人问他问题时，他不用好的态度回答，骄傲自满；在班里只有几个人团结在一起，搞“小团体主义”；二是他有两个名字，他父亲寄钱来时，用另一个叫“新华”的名字去领钱，搞特务活动；三是不爱劳动，在去锄高粱时，他说天气闷热，愿意让天下雨，这就是不爱劳动，下面就他的问题发言”。团支部书记讲完后，教室内一片寂静，连心跳的声音都能听到，有的拿笔在桌子上划着什么，有的干脆低下了头……，对团支部书记的发言好像什么也没听到似地。窗户微开着，微风从缝里挤进，敷在我的脸上，使我刚要发热的脸清凉了好多。当时我认为他们提的问题纯粹是笑话，是一种无知的笑话，不值得一顾，所以我也没拿着当回事。班主任老师看到窗户外边，心不在焉的等待着下一个的发言，该是谁发言呢？发什么言呢？……。停了一大会，我等不及了，我就站起来说：“我已经滑到了资产阶级泥坑的边沿，再向前一步就掉进去了，同学们拉的及时，谢谢了”，我朝不同的方向深深的鞠了四个躬，坐下了。团支部书记景林同学紧接着说：“很好、很好、很好，已经达到了会议的目的，散会吧”。事后，班主任老师和班长说：“这孩子真了不起，没想到他能这么沉得住气，本来预计他会大吵大闹，哭哭啼啼，结果他没拿着当回事”。散会后，我又去打球了。此事一直到了1963年，我大学一年级暑假回家时，我到副食品公司看望耀富同学时，耀富同学才告诉我说：“当时为什么要批判你呢？批判城关完小来的吧，城关完小一大帮，批判岩庄完小来的吧，岩庄完小也一大帮，就是你自己是鲁十完小来的，所以只有批判你，没有人会帮你的忙”。时隔6年我才完全明白，我恍然大悟，“啊！原来是没有帮派就得挨批判啊！”。
在“反右斗争”期间，有人提出了“农民最苦”的观点。为了教育学生，对着“农民最苦”的观点，全校还进行了“是工人苦，还是农民苦的教育”，学校组织学生下煤窑拉煤车，拉了半天，人就成了黑的了，回校讨论时，大家再也不说“农民最苦”了，还有一个姓姚的同学在全校的大会上做了报告，说明“不是农民苦，而是工人苦”。其实，能得出“工人苦”的结论也是不对的，干的活不一样，环境不一样，当然出的力也不一样，感受也不一样，待遇也不一样，什么活也得有人干，没有可比性。这好比吃东西一样，吃啥啥滋味啊！。
3、母亲的胸怀真大。
在57年反右时期，如果被揭发干过伪事，就一定会受到处罚。有一天，放学回家的时候，我想揭发抗日战争后期领到敌人来抄我们家的一个人。在鬼子来的时侯，他曾领到四五个鬼子，到我们家，从我家小园子里厂棚的草垛里翻去了一百多斤小麦，还抓去了我们的猪和鸡，还打了我姐姐，我记的清清楚楚，这个人是西五里村摘猪子的，我想趁这个机会整他一下，所以我就把想揭发他的事告诉了母亲。结果我母亲不同意，说：“保人家平安吧，谁都有个看不准的时候”。母亲的看法使我很震惊，没想到母亲这么能容纳人。当时的情况，如果揭发了他，他被逮起来是肯定的。
4、母亲让我年年要看望二姑，给二姑撑腰。
在57年的春天，上级号召让大家给领导提意见，可能是“整风运动”吧，我二姑父曾参加过国民党，后来又当了8年八路军，专业回家后在队里当会计，认为有点见识，也有点本钱，就给生产队的领导提了意见。在57年的秋天开始了“反右斗争”，这时，有人揭发说我二姑夫与汉奸抓乡长事件有关，还写了证明材料，让我二姑按手印，我二姑又不识字，也不知道写的是什么，就按了手印，所以，我二姑夫就以汉奸抓乡长的罪名被抓了起来。我二姑父不服，不长时间就含怨不解病死在监狱里了，从此，我二姑也被列入了地、富、反、坏、右的行列，扫街、扫雪，受尽了磨难和侮辱，最后成了神经病人。一个家庭就这样惨败了。此事，在学校有一次考察我时，一中团委的重德老师告诉我说：“在汉奸抓乡长时，你二姑父在场，但与你二姑父无关”。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以后，邓小平为右派平反时，我表弟（就是我二姑的长子）托人到监狱查档案，想搞个明白，究竟我二姑夫犯的什么罪，到底是怎么死的，但结果没立案，无案可查，也没有打成右派的记录。死去的人实在是太冤枉了，但也不受折磨了。活着的人虽然活着，但却打入了地、富、反、坏、右的行列，低头哈腰扫大街，实在是太委屈了。此事的真相我们知道，又加上我二姑太让人可怜，还得给她撑撑门面，娘家人不给她撑门面哪还有谁瞧得起她的呢？于是母亲安排我年年得去看她，帮助她。说实在的，在那个阶级斗争的年代里，能不怕受连累这已经是很了不起了，何况还是主动地、勇敢的去给二姑撑门面呢！文化大革命以后，为了让二表弟能娶亲成家，母亲让我把家里的小院子卖了，共卖了200元钱，将卖的200元钱全部给了二姑，让二姑去给二表弟说媳妇。这种关系，一直延续，尽管二姑于2002年已经去世，我也一直和表弟来往，他们的困难我一直记在心上，尽最大努力帮助，二表弟的孩子上大学，不论他有无困难，每年春节都给他600元，做生活补贴。母亲的安排，就是尽娘家的责任，特别在二姑得神经病期间，二姑光着腚，不懂人事，别说大人拿二姑不当人，就是连二姑的孩子也不好好待二姑，当然，那也可能是为了灌药，为了能灌上药，把我二姑手指都折断了。所以，给了我一的印象，得病千万别得神经病，得了神经病别人就不拿当人了。我二姑每逢见我母亲去看她，她就说：“谁说我没有娘家啊，这不是俺嫂子来看俺啦？”。显然，当二姑受折磨时，曾经盼望娘家人去看她，别人就说你没有娘家，一看娘家人来了，就高兴地说出了“谁说俺没有娘家啊！”。当然，娘家的哥哥没有盼来。在这一个问题上，我的父亲与我的母亲相比，可真是天地之别啊。据说，男的老革命干部大多是这样，革命胜利了，家里的亲兄妹就都不记得了，离婚了，就把家里的亲情都离掉了，这是一种什么理念呢？我不理解，我也不想去理解。而女的老革命干部还是不忘父母和亲情的，为什么男人还不如女人呢？我也不想去理解。离婚后再婚，按理讲，再婚的女人既然跟了在外的离婚男人，就应该包容他的一切，包括了他的兄妹和老人，但再婚的女人大多只是占有，这时一种什么理念？我也不想去理解。但这种现象是明显的存在的。
5、建立“人民公社”、吃食堂搬家。
58年的下半年，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会议上提出了“大跃进”的号召。于是一场“大跃进”的运动迅速席卷全国。“大跃进”涉及到政治、经济、社会、生活诸方面，如“人民公社”、“大办食堂”、“深翻土地”、“兴修水利”、“除四害”等相继全面展开。这时，我已是初中二年级，农村进入“人民公社时期”。我记得，那个时候，先是搞“四通八达”，我也不知道“四通八达”是什么意思，但我看到把各家的院墙大部都扒了。接着就是成立“人民公社”，驻村的上级干部到处宣讲“一大二公”。所谓的“大”就是“人民公社规模要大”，一个乡一个“人民公社”，邻近的三个村合起来成立一个“生产大队”。所谓的“公”就是“公社社员”实行“供给制或半供给制”，个人财产全部归公，“生活统一分配”，穷队与富队统一核算，搞平均。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村的土地分给了周围的几个村。为什么把我村的土地分给了周围的两个村呢？一个原因是我们村的地确实多，在过去是比较富裕的；另一个原因就是，既然搞平均，种地多也不多得，谁也不愿意多种地，所以，我们村很同意把地分给周围的村。加入了“人民公社”后，以大队为核算单位，干什么也有队里安排，按劳力定工分，男人为整劳力，干一天算一个工，女人为半劳力，干一天为半个工，干多干少一个样，大家一块上坡，一块劳动，一块回家，都有队长统一安排，“社员”有说有笑，无忧无虑，这在当时，常有人用“到处莺歌燕舞”来描述。就是在这种形势下，我村的“公社食堂”也产生了，大家都拿着篮子，到“食堂”领饭，领回家吃。这时的“食堂”就建在我的大爷家里，因为我大爷家就是我大爷一个人，家里也没有什么家当，就是几间房子，所以就用大爷家的北屋做“食堂”，连大爷的住处也没有安排，就让大爷搬到大队养驴的地方去住了，并给了大爷一个养驴的活，吃住都和驴在一起。我的家做了纸坊，让我家搬到归原老爷家的一间北屋里去住。那个时候，反正所有的东西都是公家的，所以，队里怎么安排也行，母亲和大爷无任何意见。当然，母亲和大爷是否有意见我也不知道，只知道我们都搬家了。“吃食堂”时，一般是吃煮地瓜和园柱状的窝窝头，那个“窝窝头”是用模子扣的，也有时分发煎饼，但很少。这时，队里安排我母亲给“食堂里”摊煎饼，摊煎饼的地方就在我四老奶奶的棚子里，摊煎饼时，利用摊煎饼的机会，我母亲就吃个半饱了，从“食堂里”领的饭主要是给我吃，所以，尽管是按定量供给吃，我也没饿着。这一年，我姐姐的大孩子由我母亲哄着，我心里不高兴，认为是给母亲增加了负担，而且吃饭定量，奶粉又不好买……。现在想起来，感到很不对，对不起姐姐和外甥，由于条件很差，没有照顾好外甥，还把外甥的腿烫伤了一大块，当然是因为没有把暖瓶放在孩子捞不着的地方。
随后就是“除四害”，“除四害”就是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除四害”时，每个学生都有任务，星期天回家，要拿老鼠尾巴和家雀腿回来顶任务，为了完成任务，母亲到处给我找老鼠尾巴，有时，我自己还拿着土枪到叶家庄去打麻雀。打了麻雀后，把麻雀腿用绳子栓成一串，到学校交任务。
6、大炼钢铁。
在“大跃进”的形势下，按照上级的部署，58年8月17日又提出了“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的决议，要求各级、各部门把钢铁生产放在第一位，大搞群众运动，大搞土高炉、土法炼钢。所以，58年秋全国就开始了大炼钢铁，到处搞土法炼钢，学校里搞勤工俭学，烧砖窑、运铁石、拉煤、烧炉子、拣废物，什么都干。我班的肖泉同学个子不高，很爱讲故事，特别在晚上干活时，他总是不停地讲故事，讲的大家都不打盹了。他长了一嘴厚厚的鬍子，让他还当了个“废物组”组长。有一次上语文课，教语文课的刘老师让肖泉同学答题，肖泉同学没有答对，刘老师说：“肖泉，你蹶松到个小鬍，这里跑，那里颠，捣鼓了个废物组长……”。这一次批评，肖泉同学感到受了打击和侮辱，成了思想负担，使肖泉同学病了，而且一下子就病了一个多月。这个问题也给了我个提示，批评人不要用人的生理缺陷褒贬人，人家会受不了的，在我以后的日子里，我十分重视这个问题，我一生不褒贬人。在学校的操场里到处是“小炼铁炉”，昼夜不停的烧炉，烧好一炉，一脚跺倒，看是否有铁水淌出来，称“一脚蹬”。开始，怎么也炼不出铁水来，但还是一炉一炉的烧，一炉一炉的试，夜以继日，很是热闹，特别是夜晚，到处是灯火，夜景美极了，大家也很有兴趣，也很有干劲，但很少有人去研究这方面的道理，为什么炼不出铁来？。有一次，有的同学把秤砣放在炉子里做引铁烧化了，说是炼出了铁水，并得出了一条经验，就是要先放入“引铁”才能把铁石烧化炼出铁来，还打锣敲鼓的向学校领导报了喜。后来都学会了，这个经验一传出去，有的村把锅和鏊子、甚至于锁头，都收起来，砸了放到炉子里做“引铁”。在我们村里，我母亲更积极，不仅捐出了铁制品，还把她出嫁时的陪嫁铜盆捐出去了，捐铜盆时，我虽然很喜欢那个铜盆，但也没阻拦，只是拿起来擦了好几遍。有的村比较“右”倾，把锅和鏊子收起来后，没有炼了铁，而是秘密的藏了起来，转个年头后，风头过去了，又分给了社员。但后来，据说这个“落后”的公社领导就被拔了“白旗”了，当然，“社员”并不认为是“白旗”。但也很少人认为是“红旗”，多数的人还是以当时所说的以“朴素的阶级感情”看问题，以上级领导的意见为准。在学校操场的西北角还搞了个砖瓦窑，烧了砖后，为垒“小铁炉”提供砖，我和钧赋同学整天摔泥、托砖坯子。光着脊梁，穿着裤头，赤着脚，浑身晒得黝黑发亮，干的十分带劲，也从来不感到累。
在这种形势下，58年粮食也空前的丰收，但很少人去收获，我们去城南拉煤，一路上，玉米、地瓜都压到地里，也不知道为什么，怎么庄稼地成了路呢？而且路还足有10多米宽，怎么没有人可惜呢？初冬，我们到贡山子运铁矿石，地瓜一堆一堆的都在地里，有的埋上了些土，有的就暴露在地里，后来，不少的地瓜就烂在地里，没有人感到惋惜。59年春，开始生活出现紧张的时候，埋了些土的地瓜，扒出来还能吃，没埋土的地瓜根本就不能吃了。那个时候兴“吹”，也叫“浮夸”，“浮夸”者可以被提拔，“浮夸”者可以受表扬，说实话的就要受批评，所以，谁也说话很小心。粮食没有收获，但都说粮食一亩地可打几万斤，大家都在报产量，你报的高，我报的比你还高，谁也不想落后。有的人还出了个怪招，把几亩地的粮食说成是一亩地的，多出来的地称作是“帮忙田”，上级来检查时，还得到了表扬。我记得有的人说：“红萝卜一亩地达到了4万斤”，我的归原老爷听了后，说：“把红萝卜一个一个的排一亩地，就算一点土也没有，称一下，也不到4万斤啊！”，但这话也差一点被批为“右倾”。当时大家都在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所以，都在争着报数。也出了不少豪言壮语，如“天上没有玉帝，地下没有龙王，喝令三山五岭开道，我来了……”。
7、第一次定亲。
初中二年级的时侯，我已经是18岁了，我的娃娃亲也已有九个年头了，媒人让我订婚。媒人是我老娘家的我嫂子，可能是怕“锣鼓长了无好戏”吧，所以叫我订婚，订婚也就意味着要结婚，我当时没有反对。星期天，我背着煎饼路过公社政府，我嫂子安排女方汇方在方五村街上等着我，我到了后，我们就一块进了公社政府。管领结婚证的那个人叫兴堂，是我完小的同学，他问我：“多大了?”，我说：“18了”，他说：“不够年龄啊！”，我说：“那就算了吧”，汇方说：“俺来一回不容易，你就给俺拉了吧”，我没有表态，就这样，我就又去上学了，汇方如何走的，我就不知道了。这件事情，事后我才知道，兴堂是有意的帮助我，希望我先不要结婚，会影响学习的。
8、挣工分。
初中时期我是勤快的，我已经懂得了要主动为家里做些事情。星期天回家，特别在暑假回家，我就整天在坡里割草，割了草送到生产大队队部，一天能割五六十斤，有时能割百十斤，扛都扛不动，能顶3-5分工。因为分粮、分柴都是按工分多少分配，所以，通过为家里挣工分便可增加家里的收入。那个时侯没有水果吃，也没钱买瓜吃，也不敢和母亲要着吃，在割草时可以找一些野果或野菜吃，如呱呱瓢子、溜溜嘴、附子苗、婆婆丁等。有一天我去割草，在谷地里发现了一颗野甜瓜，长了好多甜瓜，都熟透了，我摘了一筐头子，回家和我母亲、姐姐吃了三天，那个好吃劲儿，使我久久不忘。
9、偷地瓜秧。
从59年春天开始，生活开始出现了困难，一直到62年，困难时期才告结束，称作“三年困难时期”，也称作“三年自然灾害”。曾记得人民日报报导说：“过去两年来，全国大部分地区连续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60年我国又遇到了百年不遇的灾荒……，饿死了三千万人”。这时，学校里开始吃人造肉（是一种微生物，像水中的青菜）、地瓜秧窝窝头。地瓜秧窝窝头就是将地瓜秧磨细，稍掺点玉米面，蒸成黄里透黑的窝窝头，分给学生吃。地瓜秧是学校里让每个学生带来的，我离家20多里路，怎么带呀？于是，我找了一辆推车，半夜里趁着月亮地去岭上偷地瓜秧。这就是当回忆那个时期时我常说的“吃地瓜秸窝窝头还是偷的呢！”。其实，58年和59年，在我县并不是不丰收，而是没人去收，大家都在“大炼钢铁”，“修水利”，丢下农活去找矿，成熟的粮食大量的烂在地里，或是收获草率大量抛撒，这就是后来有人说的“丰产不丰收”。但上报的粮食数量却是大增，国家征购粮食是按下边向上报的数量，按一定比数征购的，所以，也使国家征购的数量大增，因为上报的数是虚的，而征购的数可是实的，所以，最后缺的只能是农民留的口粮。再加上办“食堂”，吃“大锅饭”，粮食没人去讲节约，大家都靠在“食堂”上。显然，后来没有粮食吃就很自然了。
10、母亲让偷鸡的人戴高帽子游街。
生活困难时期，喂个鸡也很不容易，因为鸡也要吃粮食，一点粮食也不喂，鸡也是不下蛋。母亲喂了五只母鸡，本指望下了蛋换点吃的，可叫人一下子就偷了三只。母亲估计是对门偷的，因为对门这一家很穷，就是两口子过日子，住在一间西屋里，屋里就是一个土炕，一个竹筐子，别的什么家底也没有，为人也不实在，所以母亲就预计是她偷的。于是，母亲白天就上她家里去纳鞋底，并观察她的筐内变化、炕底下的变化，晚上就到她家的邻家大门底下听着，是否有吃鸡的动静，就是不让她有空吃鸡。第三天的白天，母亲发现她的炕底下发生了变化，就掏了她的炕洞子，一掏，一只鸡就出来了，鸡的头已被老鼠吃掉，也已经开始有臭味，紧接着又掏出来了一只，还差一只，母亲就不找了。随后找了村书记，村书记来后，对她家的竹筐踢了一脚，第三只鸡也从竹筐里滚了出来，母亲要求书记坚决让她游街。于是，村里的民兵糊了个有50cm高的绿帽子，让她戴上，背着三只鸡，嘴里还得喊着，说：“大家都不要跟着我学到，别偷人家的鸡吃……”，一边走，一边喊，从庄东头游到庄西头，这样，这三只鸡就让她们吃了。从那以后，我们那一块很少再有人没鸡。
11、大战薛晔水库30天。
1959年春，是我初三快毕业的时候，修薛晔水库到了关键时期，眼看就要到汛期了，按照上级的指示，如果汛期前大坝不能合拢，不仅要停工，而且还要炸坝。这时我村的曙容老爷是县委副书记，顶着上级不让修的指示坚决将大坝修起来。于是，全县总动员，中学全部停课，去修薛晔水库。开始我在大坝底下推车子，将坝底下的泥土推到坝顶上，用绞车拉车。绞车固定在大坝顶上，推车在大坝底下，从绞车上伸出很长的绳子，拴住推车的前头，只要你能挺住身子，车子不倒，绞车就能把你的车子拉上来，但如果你要把车推到了，就连人带车一块拉到大坝上。大家干劲十分足，都在争推车大王，我虽然没争上推车大王，但也不落后。快合拢的时候，我又被分到合拢口打夯，四个人一架夯，白黑两班倒着，不停的干，还有压土机不停地压。有一天夜里，我们正在打夯，打着打着，压土机照着我们开过来了，我们躲到坝堰边的洞里去了，压土机也往堰上爬，这时，由于压土机是向坡上爬，所以压土机一斜，驾驶员才停下来，原来是驾驶员睡着了。此事好险啊！如果没有那个洞，我们躲也来不及，不就压成肉酱了。59年是三年困难时期的初期，在学校里已经开始吃地瓜秸窝窝头、橡子面窝窝头，到了水库上后，我们住在洪岭子村，有一天晚上，我们回住处，说是劳动太累了，要改善生活，让同学们吃玉米面窝窝头。一看是玉米面窝窝头，大家很高兴，于春同学一下子吃了八个，撑得拉肚子。我们在大坝上一共干了30天，就回到学校继续复习考高中了。由于我在初中时的学习成绩一直处在上游，所以，我于1959年顺利的考上了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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